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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《史記》對黃帝的塑造

        來源:光明日報

        時間:2019-08-05

          戰國秦漢之際黃帝崇拜興起,時人多假托黃帝著書立說。司馬遷撰《五帝本紀》時,黃帝生平事跡已是眾說紛紜、真偽難辨,以至于讓司馬遷發出“百家言黃帝,其文不雅馴”的感嘆。那么,從“百家言黃帝”到“自成一家言”,司馬遷究竟是依據什么進行取舍的呢?本文擬結合“百家言黃帝”的具體語境,試圖還原《史記》塑造黃帝形象的過程。

          司馬遷撰《五帝本紀》,《大戴禮記》之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是其最主要的依據。《五帝本紀》對此有明確交代:“孔子所傳宰予問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,儒者或不傳……予觀《春秋》《國語》,其發明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章矣,顧弟弗深考,其所表見皆不虛。”《史記索隱》注曰:“以二者皆非正經,故漢時儒者以為非圣人之言,故多不傳學也。”漢儒不傳學此二篇,是因為他們懷疑其并非圣人之言。《小戴禮記》就不傳此二篇。因此,司馬遷據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為黃帝立傳,有必要先對二者的真偽進行驗證。

          首先,司馬遷以可信度最高的先秦史書《春秋》《國語》對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進行驗證。《五帝德》所載黃帝事跡,大致可歸納為兩方面:一是黃帝的“武功”,即“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,三戰,然后得行其志”。《國語》《左傳》對此皆有記載。二是黃帝的“德行”,即“時播百谷草木,故教化淳鳥獸昆蟲”等。《國語》對此亦有記載,《魯語上》中已出現“黃帝能成命百物,以明民共財”之說。《帝系姓》所記黃帝世系,《國語·魯語上》亦有相關記載:“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,郊堯而宗舜。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,郊鯀而宗禹。商人禘嚳而祖契,郊冥而宗湯。周人禘嚳而郊稷,祖文王而宗武王。”

          其次,司馬遷還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。《五帝本紀》云:“余嘗西至空桐,北過涿鹿,東漸于海,南浮江淮矣,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、堯、舜之處,風教固殊焉,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。”《史記索隱》注曰:“古文即《帝德》《帝系》二書也。”司馬遷所到之處,長老們往往會向他講述當地流傳的黃帝故事。司馬遷通過將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,與史書《春秋》《國語》以及自己在走訪調查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相互印證,發現二者所載“皆不虛”。

          司馬遷采用“多重證據法”,對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的真實性進行驗證后,才將其作為撰《五帝本紀》的主要依據。司馬遷的這一做法,對今天的歷史學家而言,在方法論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。

          盡管《五帝本紀》的敘事框架來自《五帝德》,其所載黃帝事跡亦多取材于它,但司馬遷對《五帝德》并不盲目信從,也沒有照抄照錄。

          《五帝德》稱黃帝“乘龍扆云”,而先秦文獻中類似的傳說早已有之。如“黃帝得之,以登云天”(《莊子·大宗師》),“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,駕象車而六蛟龍”(《韓非子·十過》)。秦漢時期神仙信仰盛行于世,黃帝也成為時人眼中有名的神仙。據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記載,方士公孫卿曾向漢武帝講述黃帝“乘龍升仙”的故事:“黃帝采首山銅,鑄鼎于荊山下。鼎既成,有龍垂胡須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,群臣后宮從上龍七十余人,龍乃上去。”《大戴禮記解詁》云:“乘龍者,《左傳》曰:‘古者畜龍。’……扆云者,杜注《左傳》云:‘黃帝受命有云瑞,故以云記事也。’”《周禮·廋人》云:“馬八尺以上為龍,七尺以上為騋,六尺以上為馬。”又《儀禮·覲禮》稱“天子乘龍,載大旆,象日月、升龍、降龍”。可見,古時確有稱馬為龍者。但用“騎馬”和“云瑞”來解釋“乘龍扆云”卻不妥。司馬遷明了黃帝“乘龍升仙”之緣起,所以他在為黃帝立傳時,有意識剔除了“乘龍扆云”這一“虛妄”之說。《五帝本紀》稱黃帝“官名皆以云命,為云師”。

          《五帝德》開篇宰我問曰:“黃帝者人邪?抑非人邪?何以至于三百年乎?”孔子答曰:“生而民得其利百年,死而民畏其神百年,亡而民用其教百年,故曰三百年。”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孔子對“黃帝四面”的解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九引《尸子》云:“子貢曰:‘古者黃帝四面,信乎?’孔子曰:‘黃帝取合己者四人,使治四方,不計而耦,不約而成,此之謂四面。’”但是,宰我、子貢之所以會心生疑惑而求教于孔子,顯然是因為聽到了黃帝“三百歲”和“四張臉”的傳說。孔子一向“不語怪力亂神”,但他的解釋并不能令人信服。因此,司馬遷撰《五帝本紀》時,便自覺舍棄了“黃帝三百年”之說。

          黃帝乃上古傳說時代的人物,后世流傳的黃帝故事總是歷史中含神話、神話中有信史,只有剝離神話成分,才能還原史實。司馬遷對《五帝德》的取舍,也讓我們感受到了他作為史學家的理性與睿智。

          《五帝本紀》所載黃帝生平事跡,盡管是以《五帝德》為主要依據,但司馬遷的視野并沒有局限于此。

          《五帝本紀》所載黃帝之“武功”,既有阪泉之戰,又有涿鹿之戰;而《五帝德》并未記載涿鹿之戰,也沒有提到蚩尤之名。《五帝本紀》曾稱“《尚書》獨載堯以來”,又稱“《書》缺有間矣,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”。其實,先秦文獻記載蚩尤事跡者頗多,如“蚩尤惟始作亂”(《尚書·呂刑》),“黃帝不能致德,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”(《莊子·盜跖》),“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”(《戰國策·秦策一》)等。《逸周書·嘗麥解》對“黃帝擒蚩尤”有較為完整的記載:“蚩尤乃逐帝,爭于涿鹿之阿,九隅無遺。赤帝大懾,乃說于黃帝,執蚩尤殺之于中冀。”《山海經》亦有相關記載,只是多了些神話色彩。如《大荒北經》云:“蚩尤作兵伐黃帝,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。應龍畜水,蚩尤請風伯、雨師,縱大風雨。黃帝乃下天女曰魃,雨止,遂殺蚩尤。”正是有了這些古文獻依據,司馬遷才將涿鹿之戰載入《五帝本紀》。

          司馬遷撰《五帝本紀》,其困惑主要就在于古史資料的嚴重缺乏,而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尤甚。《大戴禮記·用兵》云:“公曰:‘蚩尤作兵與?’子曰:‘否……蚩尤惛欲而無厭者也,何器之能作!’”《管子·地數》稱“葛盧之山發而出水,金從之,蚩尤受而制之,以為劍、鎧、矛、戟”,又稱“雍狐之山發而出水,金從之,蚩尤受而制之,以為雍狐之戟、芮戈”。《大戴禮記》不載涿鹿之戰,就連“蚩尤作兵”說也予以否定。然而,司馬遷并沒有因此而懷疑“黃帝擒蚩尤”的真實性。《五帝本紀》載黃帝通過阪泉之戰和涿鹿之戰,征服了“欲侵陵諸侯”的炎帝,又擒殺了“作亂”的蚩尤,于是“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”,黃帝中華第一古帝的形象由此而得以確立。

          《五帝德》所記黃帝事跡畢竟太過簡單粗略,因此司馬遷在去除其“不雅馴”內容的同時,又依據“百家言”增添了不少新史實。這樣一來,與《五帝德》相比,《五帝本紀》的黃帝形象就變得更加可信,也更為豐滿。

          司馬遷在《五帝本紀》中說過:“余并論次,擇其言尤雅者,故著為本紀書首。”然而,在今天的讀者看來,《五帝本紀》所載黃帝事跡,卻并不完全符合司馬遷自己設定的“雅馴”這一取舍標準。

          《五帝本紀》開篇稱黃帝“生而神靈,弱而能言”,《史記索隱》注曰:“弱謂幼弱時也。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,所以為神異也。”司馬遷此語原出自《五帝德》,意思是說,黃帝生來與眾不同,神奇而有靈性,出生不久就會開口說話。這一違背常理的靈異之說,竟被司馬遷當信史記錄下來。后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生發,于是就出現了更為荒誕離奇的靈異故事。如《史記正義》云:“母曰附寶,之祁野,見大電繞北斗樞星,感而懷孕,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。”

          漢代學者普遍相信符瑞、精怪等靈異之說。王充是漢代杰出的思想家,以“疾虛妄”著稱于世,卻也具有明顯的“宿命論”思想。如《論衡·吉驗》云:“凡人稟貴命于天,必有吉驗見于地。見于地,故有天命也。驗見非一,或以人物,或以禎祥,或以光氣。”班彪、班固亦如此。《五帝本紀》所載黃帝事跡之所以會存在“不雅馴”的缺憾,原因就在于作者的認識水平還有其時代局限性。

          盡管如此,《史記》以《五帝本紀》為開篇第一本紀,又將黃帝置于五帝之首,通過對“百家言”進行辨別、取舍與整合,從而成功塑造了堪稱經典的黃帝形象。黃帝后世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,司馬遷功不可沒。(作者:姚圣良,系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)

        原文鏈接:http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19-08/03/nw.D110000gmrb_20190803_2-11.htm

        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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