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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李白在幽州的“十二時辰”

        來源:北京晚報

        時間:2019-08-02

        《長安十二時辰》中的唐代城市景象

          因《長安十二時辰》熱播,令盛唐時期的長安風貌為觀眾所熟悉。

          其實,在唐代名城中,長安未必是最宜居的。《資治通鑒》中便說:“揚州富庶甲天下,時人稱揚一益二。”“揚”即揚州,“益”即益州(今成都),“口碑榜”前兩名并無長安。

          一方面,可能是長安在唐代中后期屢經戰亂,已不入宋人法眼。

          另一方面,長安屬傳統城市,采取嚴格的坊墻制,而揚州的羅城(即工商區)已推倒坊墻,成為近代街市型城市。

          古代城市平均每0.5平方公里為一社區,以坊墻包圍,開有四門,夜則關閉。這種城中城的坊墻結構有利于治安,且可擋鼠,作為當時的超大城市,長安極少發生鼠疫。但坊墻限制了城市發展。長安共108座坊,重心在城北,人口最多的坊每平方公里超3.5萬人,而城南人口最少的坊,每平方公里僅201人,很多坊中開了菜地。

          輕重失當,守城惟艱,終唐之世,長安6次被攻陷,是歷代失陷次數最多的首都。

          唐代長安還面臨缺糧問題。每年至少有兩個月,全城老少上山采榛橡代糧,皇帝則帶文武百官“就食”東都洛陽,曾因出行倉促,致隨從半路餓死。相比之下,那時老北京(當時稱為幽州)的情況要好得多。

          小說《長安十二時辰》的背景設定在天寶十三年(754年),而此前兩年,大詩人李白曾到幽州一游,此行目的,至今仍是個謎。

          幽州是唐朝邊防支撐點

          武德元年(618年),控制幽州的隋將羅藝(即《說唐傳》中羅成的父親)投唐,此時中原尚存14個以上的割據政權。可見,幽州是唐王朝起家的重要基礎。

          貞觀十八年(644年),唐太宗征高句麗,第二年四月,在幽州誓師。同年十一月,太宗退兵幽州,為悼念陣亡將士,建憫忠寺,即今法源寺。

          唐代幽州呈長方形,北墻在今宣武門大街,南墻在白紙坊西街,東墻在爛漫胡同沿線,西墻在甘石橋沿線。與金中都遺址基本重合。(有學者認為,唐中期有擴建,具體情況未詳)

          據《太平寰宇記》稱:“薊城南北九里,東西七里,開十門。慕容儁鑄銅為馬,因名銅馬門(原稱薊門)。”

          唐代的里約等于今360米,故當時幽州總面積為8.16平方公里,不足長安的1/10(唐代長安面積為84平方公里),城市西南的1/4是子城,即軍隊駐扎地。據記載,幽州駐經略軍(即邊防軍)3萬人,馬5400匹。

          幽州是唐朝對東北方向邊防的支撐點。

          其一,隋代大運河通幽州,此為獲取糧草、兵源等補充的最北站。唐太宗說:“幽州以北,(至)遼水二千余里,無州縣,軍行資糧無所取給。”

          其二,東北方面多半耕半牧部落,實力更強。唐代幾次想將防線北移營州(今遼寧省朝陽市),但武則天時,契丹叛唐,唐軍只好撤出營州。開元五年(717年),唐軍一度收復營州,可3年后,又被契丹奪走,幽州成了堵住契丹南犯的第一線。

          李白詩句稱幽州為虎穴

          752年,李白莫名其妙來到幽州。

          李白來得不是時候,此時離安史之亂(755年12月16日爆發)只差3年,據史書中稱,安祿山已為此做了多年準備。

          這年3月,安祿山發20萬兵擊契丹,未能成功,引起朝中要員們的猜疑。《新唐書·楊國忠傳》載:“安祿山方有寵,總重兵于邊,偃蹇不奉法,帝護之,下莫敢言。國忠知終不出己下,又恃內援,獨暴發反狀,帝疑以位相媢(音如帽,意為嫉妒),不之信。”

          對于這場戰爭,李白在長詩《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》中,似有影射,如:“十月到幽州,戈鋋若羅星。”

          在詩的后半部,李白寫下:“桀犬尚吠堯,匈奴笑千秋。中夜四五嘆,常為大國憂。”這被認為是最早揭出安祿山野心的詩句。

          在去幽州前,李白曾給朋友寫了一首《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》,與前詩對讀,顯得意味深長,其最后幾句是:“且探虎穴向沙漠,鳴鞭走馬凌黃河。恥作易水別,臨歧淚滂沱。”

          可見,李白事先已將幽州視為“虎穴”。有學者推測,李白此行可能帶有特殊任務。此時他已51歲,被“賜金還山”9年,長期寓居金陵。派他去幽州刺探消息,不會引起安祿山的猜疑。此外,李白名滿天下,安祿山亦有意延攬,正可將計就計。

          該解釋雖無實證,但除此之外,很難解釋李白在幽州期間的創作中,為何屢屢暗示安祿山將反。

          李白因何到幽州懸念重重

          李白來幽州,曾被認為是應好友何昌浩之邀(稱何于751年秋訪李白于河南省葉縣石門山,邀其入幕),并稱何昌浩時任范陽節度使判官,奉安祿山之命,勸李白入幽州幕。

          2005年5月,何昌浩墓碑在河南被發現。根據碑文,何昌浩一生只入過一次幕府,且幕主是宣歙采訪使宋若思。宋若思的父親宋之悌與李白有深交,李白晚年入獄,在宋若思全力營救下得免,此后一度在宋幕中,因此結識了何昌浩。何也曾隱居,與李白志趣相投,李先后給何昌浩寫過兩首詩。但他們認識時,安史之亂已經爆發。

          可見,李白去幽州,與何昌浩無關,也未得安祿山邀請,這就讓李白此行更增加了懸念。

          當時安祿山一邊暗暗擴張軍事實力,一邊亦重用文人,所謂“內苞兇慝,而外獎廉平,精擇能吏”,對“羞作濟南生,九十誦古文”的李白有一定吸引力。

          幾乎可以肯定,李白是從南門進幽州的,因當時南墻外就是通濟渠,從江南乘船,可直接到達。通濟渠寬度在100米至290米之間,水量少,目前考古發現的船只遺骸,多是載重十幾噸的小船。幽州是當時東北物流的中心,杜甫曾寫道:“漁陽豪俠地,擊鼓吹笙竽。云帆轉遼海,粳稻來東吳。”

          后因大運河改道,通濟渠遂廢。

          唐代氣溫較高,北方亦產水稻,幽州糧食主要由密云、延慶和河北懷來供給,人稱“據居庸關,絕其糧道路,幽州自困矣”。

          幽州十二時辰絕不寒酸

          李白在幽州究竟待了多久,至今仍是一個謎,從詩中看,他多在河北一帶游玩,幾乎沒提幽州城內狀況。

          據北宋出使遼朝的使者路振的《乘軺錄》中說:“城中凡二十六坊,坊有門樓,大署其額,有罽賓、肅慎、盧龍等坊,并唐時舊坊名也。”

          罽賓在今南阿富汗一帶,亞歷山大東征后,此地長期被希臘人后裔占據。在幽州,罽賓商人和移民竟多至專有一坊;肅慎是東北古老民族,與后來的女真有一定關系;盧龍本是邊塞,后代稱各民族聚居……唐王朝還將歸順的突厥人、奚人、室韋人、契丹人,內遷到幽州的歸順州(即今順義區),當時幽州多元文化交相輝映。

          多元文化給幽州帶來巨大財富。據記載,幽州“城北有市,百物山偫(音如至,意為儲備)”。安祿山“潛于諸道商胡興販,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”。

          在北京房山,保留了大量唐代刻石經,其中不少是商業行會贊助的,從中可見幽州紡織業極發達。在唐代,紡織品常被用作貨幣。開元二十二年(734年),唐廷下令:“自今以后,所有莊宅,以馬交易,并先用絹、布、綾、羅、絲、綿等……違者科罪。”

          天寶初期,全國“米斗之價錢十三”,可“青、齊間,斗才三錢”,因大運河可送來南方糧食,幽州亦享其利,被稱為“關山險峻,川澤流通,據天下之脊,控華夏之防,鉅勢強形,號稱天府”。

          可見,李白的“幽州十二時辰”不會比張小敬的“長安十二時辰”寒酸。

          誰在背后支使李白

          既然李白看出安祿山必反,為何唐王朝卻未提前準備?很大的可能是:派他去幽州的,不是唐玄宗。

          唐玄宗稱李白“此人固窮相”“非廊廟器”,對其藐視王侯、喜作秀的風格不滿,不會委托他去調查重臣。楊國忠雖排擠安祿山,但與李白亦不睦。唐廷高官均不太相信李白,但哥舒翰可能是例外。

          哥舒翰是突騎施(西突厥別部)人,李白出生地碎葉后來落入突厥之手,二人語言、習俗相近。據學者陳磊研究,李白的“白”在突厥語中意為“白馬”,而哥舒翰的“翰”亦是“白馬”之意。

          天寶十二年(753年),李白離開幽州后,直接到了長安,投奔哥舒翰幕府,還寫了《上哥舒大夫》,稱:“天為國家孕英才,森森矛戟擁靈臺,浩蕩深謀噴江海,縱橫逸氣走風雷。丈夫立身有如此,一呼三軍皆披靡。衛青謾作大將軍,白起真成一豎子。”

          哥舒翰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屢戰屢敗,被安祿山活捉,靠下跪磕頭才活命,杜甫挖苦說“請囑防關將,慎莫學哥舒”,李白卻稱他比衛青、白起強,未免肉麻。

          哥舒翰與安祿山長期不和,天寶十一年(752年),唐玄宗將二人叫到長安勸和。

          二人把酒言歡,安祿山說:“我爹是胡人,娘是突厥人,你爹是突厥人,娘是胡人,咱們應搞好關系。”哥舒翰也說:“野狐貍向窩嚎叫是不吉的,因為它忘本了,我不會這樣。”

          可安祿山沒聽懂,以為哥舒翰罵他忘本,兩人幾乎毆斗。

          哥舒翰說安祿山要反,唐玄宗肯定不信。

          幽州最終替代了長安

          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曾說:“唐開元、天寶間,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。”所謂“地氣”,相當于現代人常說的“政治經濟重心”。

          唐王朝初期的重心本在長安,但長安以西乏險可守,為確保安全,只能不斷向西用兵,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,只能靠在隴右屯田自養,可隨著生態環境逐漸惡化,屯田發展空間受限。

          史念海先生曾說,唐代呈兩翼結構,一翼是關中,一翼是河北,都是國家財稅重地。安史之亂后,河北藩鎮割據,半壁財稅盡失,幸有江南迅速發展,遞補上來。

          漢唐兩代定都長安,因面向中原,有函谷關等天然屏障,且關中平原富饒,足以養民。可隨著大量民眾遷入關中,加上人口增值,關中糧食已不足食,又缺乏新的發展空間,只能從南方運糧。從江南到長安,漕糧需過汴河,汴梁因此崛起,但這也成為王朝軟肋,一旦此處被切斷,唐王朝便滅亡了。

          在區域博弈中,幽州的優勢與長安的短板,日漸凸顯。

          有趣的是,最早意識到幽州重要性的是唐代詩人。據統計,《全唐詩》中以幽州為題材的詩歌竟達219首,其中僅有10位幽州本土詩人,且無名氣。反而是陳子昂、王維、孟浩然、高適、岑參、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柳宗元等外來詩人佳作頻傳,幽州成為幾代詩人文學想象的焦點,這為“地氣”轉換提供了可能。

          唐代以后,幽州長期成為統一王朝的都城,替代了長安。(蔡輝)

        原文鏈接:http://bjwb.bjd.com.cn/html/2019-08/01/content_11935281.htm

        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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